再譬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的城市低保享受者同样属于具体的共同利害关系一方（第一类型），这种类型的共同利害关系必须根据受益方的基本生活水准、生活条件与公共财政资金的状况予以细致调整（同条例第6、8条），因而较为适合以行政协议的方式个案处理。

例如，基于人大依法行权的准则，固有职权在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构成体系中具有最后性、兜底性，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力类型，进而行使该职权将负担更重的论证任务。虽然宪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经济特区的划定权，但没有必要轻易地认定全国人大此类行权实践违宪。

由于它没有明确具体的授权对象，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在制度层面应当将推行计划生育的权力首次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推行计划生育为例详细说明。在此背景下，1982年《宪法》对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修正的宪制意义格外突显。既然宪法创设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那么将附带的权力归入其中，就能更为明确地指示立法者的规范意图，免去附带职权有无的诸多不必要的口舌之争，(14)同时有助于实现全国人大职权规定的圆满性。作为政权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宪法中最重要的结构信息，因为它对国家权力图式的形塑作用非常显著。

值得指出的是，《宪法》第70-71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领导专门委员会和组织调查委员会。反观行权实践，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制定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论是人大研究的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般将全国人大的职权归纳为四项：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

当前党和国家更是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核心的位置。以此为依据，2008年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比如，为了促进经济发展，1988年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31)典型实例如1992年全国人大《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其主权力依据是《宪法》第62条第10项。

该决定的性质和功能类似于上述1997年决定，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行权有先例可循。构成要件中的其他职权是相对于《宪法》第62条前15项而言，同时排除了宪法明确赋予其他宪法机关的职权。

⑨秉承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合理分工论，就无法支持全国人大作为全权机关。据此，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系构成要件，而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则为法效果。(二)附带职权：以列举职权为解释权源如果说其他列举职权仅是将宪法法律作为确认权力的来源，那么附带职权则是以宪法法律上全国人大列举职权为规范依据，经由推导而由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最终吸纳的那部分权力。(23)可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切实以决定、决议方式实施宪法授予的其他职权。

(一)其他列举职权：以宪法法律规定为确认权源纵观域外宪法规定代议机关兜底职权，一般将宪法法律作为该类条款的权源界限，即兜底职权的范围以宪法或法律的授权为限。⑧本文援引的人大决定是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栏目全面搜索整理而得，最近访问时间[2021-07-30]。但结合修宪者的论述，该条款修正背后所体现的国家权力观，能够表明修宪者已经意识到全国人大职权规范化问题。如此，宪法法律分散列举职权条文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直接授权，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权力依据问题。

将固有职权和附带职权区分开来，一则方才能真正增进全国人大对其兜底职权的行权理性。这里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列举职权纳入，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兜底职权的内容受全国人大意志支配，而基于全国人大默示授权，作为其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其兜底职权。

在诸多情形下，结构论解释尚需其他解释资源(甚至是比较法资源)的补充，为新权力的行使寻找具有事实支撑的好的理由。全国人大固有职权本质上属于遗漏权，立法者限于认识能力而无法全面系统罗列全国人大权力，迫于无奈只好作出概括性的权力规定。

以《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为例，它明确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作为首要任务，它还专门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应当确保符合宪法规定、宪法精神。美国学界针对默示权力的丰富讨论，与宪法上明确规定必要且适当这一国会权力弹性条款有莫大关联。通过宪法法律规范的识别与梳理，必要时辅以文义解释，可以确认其他列举职权。遗漏权并没有太多的神秘色彩，它的产生源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重庆直辖市的政权组织建设，自然蕴含建立重庆市人大，并由其产生重庆市的其他国家机关。②该论的规范依据实际上应当是现行宪法之前的历部宪法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上段文字构成了全文的核心命题，而其背后却负担了极为艰巨的论证任务。在法律方法语境中，为使法律列举权力更为圆通，需要通过规范的解释方法对其可能存在的漏洞进行填补。

(51)此外，中国制宪史上已有就国歌的内容作出决定的先例，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曾作出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⑦解释主义进路是富有前景的，只是当前思考尚留停于一般原理层次，尚缺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支撑。

二是对法律所定其他列举职权进行合宪性检视时，只有将它们最后归入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才能够确立对其进行宪法评判的规范基础。基于根本规范的要求，全国人大组织法、议事规则的制定和修正完善，(53)则为全国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钱宁峰：《未列举权力条款的宪法史分析》，载《中国宪法年刊》2014年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二是分散授予职权的类型与集中列举职权存在差异。换言之，在具体解释过程中，附带职权仅包括那些对于实施宪法法律列举的主权力有合理关联的辅助性、执行性权力，并最终契合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权标准。(15)除了implied power指称默示权力外，还有unwritten power、ancillary power、incidental power、secondary power等术语。

(50)典型实例如1988年全国人大《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宪法创设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本身蕴含了对国家权力机关权力体系性的安排与追求。

伴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演化，全国人大兜底职权三重结构的划分标准获得了规范层面的进一步强化。(46)总之，纵然中国的政体与权力分立制衡的体制存在迥然区别，但该政体并不排斥国家权力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力。

同时，附带职权是拥有具体行动内容而非立法裁量性质的权力，因此它的解释方法就要遵循职权法定(宪定)原则。确证某一特定事项属于固有职权，需要更为严密的论证。

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说明道：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和其他国家机关都在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附带职权则主要依据宪法法律已列举权力开展目的论解释。相较于一般国家机关职权而言，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职权的理性化、规范化更为困难。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蕴含了依次递进的三个方面内容：通过规范的识别与梳理，必要时辅以文义解释的作业，可以确认宪法法律分散式授予全国人大的其他列举职权。

第三，除以上两类职权外，那些没有明确的权源依据、但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相吻合的职权，归由全国人大行使，可称为固有职权。(三)固有职权：以宪法秩序为论证权源那些无法依赖宪法法律列举职权条款解释、推演而得，只能根据宪法的整体含义或宪法所构筑的价值秩序进行论证，最终推导出的新权力，可归为固有职权。

其实，适用必要且适当条款时，也需要美国宪法文本之外更多的内容，比如普通法司法解释或历史实践。但全国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则是采用分散的职权规定模式，即宪法针对全国人大决定的重大事项加以单独列举式规定。

遗憾的是，宪法法律不可能完全列举国家重大事项，否则与固有职权的遗漏权属性相矛盾。(50)为了说明以结构论解释为基础的论证方法，在此举例说明，如何判定某一职权是否可归结为全国人大固有职权。